“随着时间的推移、等待的无望、病情的恶化,那类信息的获得,变得不可或缺,愈益紧迫。”
隆冬中双城地区的天,确实暗多亮少,昏昏沉沉,处于半冬眠状态。太阳每天能露至多八、九小时的脸,而不受阴云间拦、能真正见面的时间平均才只有其中的四、五成。那是,六分之五的时间可谓“暗无天日”。
一个多月前,老卢的身心健康每况愈下,不断沉沦,类似地暗无天日。按原定计划静等,显然不再合适。
琳妲没有选择。她只可能公事公办,按步就班,继续等待公共资金的兑现。
老卢周围的朋友必须选择。原先,他们一等琳妲尽其所能,二等社会提供保障,三等老卢的身体有所恢复。琳妲已尽能而为,但保障资金迟迟不到,而恢复希望却急转直下。
必须有新的计划。至少先弄清,让老卢尽早回家是否可行。如果不行,就让他原地侍机。如果行,就动员一切力量,付之实施。
回家,是与等待相背相成的选择,因此,也取决于先前用来决定等待的三个因素。一是琳妲:她得同意。二是经济保障:老卢不得变成老家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。三是他的身体:得能承受长途旅行。除了这些底线,还有家庭情况、当地条件、中医疗法、等等理想性因素。
其中,费用问题和理想性因素,最难定夺。中音在11月23日就发过邮件,要卢家着手了解、从长计宜。他写道:“你们应该读一些有关中风的书或其它材料,增长对这种病的认识。另外,应该了解:你们当地是否有中风病人的急救、看护、康复、疗理等服务,多少费用,你们能否出示能保障他医护、生活的证明;当地是否有发家庭护理执照的,你们能否领到那样的执照。算是从长计宜,为他回国做点具体的事、具体的准备。了解后,请转告我们,因为到时需要那类信息去说服琳妲允许他回国。”
只是,那次隔洋问话,犹如隔靴搔痒,收效甚微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、等待的无望、病情的恶化,那类信息的获得,变得不可或缺,愈益紧迫。经过一系列酝酿、准备,中音决定,直接介入,开始行动。
2009年1月11日,是那种室内只要打开电灯就比室外明亮的阴暗日子。下午1点,老卢正习惯性地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,独自发呆。中音就近从护士台边取了只凳子,在老卢身边坐下。俩人开始一个说话、一个点头摇头的交流。
“快过年了。我在考虑回国同父母一起过年。我想,应该代你去看看你妈,是不是?”
点头,带着相思的表情,使劲地连续点头。
“还多拍些你家人的相片,带回来给你看看。好不好?”
更多的点头......
就此,中音认为获得了首肯,可代去岛城看望。
13日,他“挟天子、令诸侯”,给卢家发邮件,以那段“对话”为引子,自我邀请登门看访。除了那两项,他提出:“自己实地了解一下你们的情况,了解一下国内对他那种情况有什么疗法,特别是中医疗法,到时说服琳妲‘放人’就多几分可信度,或许还多一层理由。当然,也给你们一个机会当面询问有关老卢的方方面面。......最好能预约一位中风方面的医生,我可以当面请教。”
十小时后,卢家回应,表示热烈欢迎。
15日,中音购买飞机票,随即通知卢家。卢家回复,“会准时到达机场,举着写有你名字的牌子接您。”这种惯用的接人法,是要旅客从夹道的大片人堆里,去找、去认出某个或大或小的牌子上以某种方式写有自己的名字。虽不是大海觅针,也近似在林子里边走边寻得某株特定的普通花草。中音再去邮,要卢家人守在指定地点等待,并重申了预约医生的事。
半夜,他给琳妲发邮,首次探询她对老卢回老家的想法。他相信明箱操作。要她一开始就参与这个过程,既出于尊重,也为了效率。只有清楚她的想法,他才能主动,才能把它们结合进行动。一旦信息齐全,事情才能水到渠成。在陈述了访问岛城的目的之后,他询问,如果卢家提出要亲人回家,“你希望我如何回答那样的要求?”
是的,中音之前没向琳妲提过卢家的愿望。卢家要过邀请信,就她所知,只是为了探访。中音是在11月12日与她了结该事的。三天后,他给卢家写道:“关于你们来访的事,当时十万火急地催着要邀请信,琳妲正式接事后,说是不知道怎么写,我答应过代她起草,所以得给她个交待。我告诉了她我的建议:如果你们只能难得来,那就应该把握好这个难得的机会,等到更合适的时候来。她认同那是‘明智的’。”
16日,琳妲回邮,表示“支持”──任何人回归家里,岂有不支持之理?何况,中音在提问中讲的,不是自己、而是如果家人要老卢回家。支持之外,她表达了在经济、身体方面的疑虑。
就此,中音在答复中提出了相应的两项设想:募捐相助,送人回家而非家人接。但强调,谈送人为时过早。他还请求她提供老卢的病历,为了咨询中医。说,不能带病人,至少带病情,咨询才能有的放矢。
琳妲次日的回答是,时间太紧促,取不到病历。
18日,中音在网上搜索中国官方有关华侨回国定居的规定。然后,发邮要卢家去当地侨办查询,如何办理回国定居,能否为老卢提供资助等帮助。他写道:“总的就是利用这次机会,多探索可能性,改善他的情况。即使最后没收获,他无非是维持现状。所以就他来说,这是只会有得、不会有失的事。”
20日,凌晨0点30分,中音给琳妲发去卢家的传真号码、地址等通讯信息,继续敦促她设法提供老卢的病历。
她八小时后的回答还是:来不及。
是来不及。她办事如钟,自有节律,诚如中音的最初印象。那个节律,他发现,大致是两周:每两周,她会在老卢的事上有所作为。如有事要她办,最好给两周时间。
何况,此时要病历,不合常规。她的职业,讲究按明文规定的要求办事,不愿多办。多办了,得不到额外的经济报酬;弄不好,还会惹事生非。生活中又有做不完的事。即使空闲,也是不可或缺的休养生息。
21日凌晨起程、22日晚上到达开始的中国之行,不到两周,就进入尾声。2月4日上午,返美之前,中音从上海打电话给卢家侄子。又一次,要对方估计老卢在老家所需费用。又一次,他未能如愿。他猜想,鉴于岛城医院副院长讲费用时侄子在场,可以把侄子不给新数目看成是默认副院长的估计。他还一直猜测,副院长的话可能多少反映卢兄的想法。
不管那些猜测对不对,有没有新的估价,对此时的中音,无关紧要。最难定夺的因素,经过实地咨询、探亲访友,他相信,已经定夺。
理想性因素方面,卢大家庭,人多而真诚,容易相互帮助、抑或相互监督,且在当地社会中,享有一定人脉关系。兄弟姐妹各家,已有轮流照护老母的传统,意味各家都有客房供她居住。同样的传统和客房,可以直接用于老卢,至多把母子俩人错开就行。至于中医帮助中风病人康复的可能,有希望,但没有新信息。
经济负担方面,老卢确实得不到国内的社会福利。从卢兄谈及的老卢高中后的诸多工种,从侄子“乡下”的说法,可以推断,卢家当年是农村户籍。因此,老卢的务农,不能算工龄;他的务工,也不能累积工龄。这是城乡有别、出生决定一生的国策国情。老卢出国前因此没什么工龄。没有工龄的福利,也就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,即使能得到,也很少。
好在,老卢未来的美国社会保障金,会是副院长所报估价的翻倍,是当地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二、三倍。它一旦启始,卢家就不该有太大经济风险。风险难免,但多少在正常范围。经济障碍就只剩不难逾越的两项。其一,弄人回去的费用。其二,回去后的初始经济保障。初始的收入,最起码,该补足到往后社会保障金的水准。南京的朋友似乎会帮助解决其中的一半。
初始收入的上限,多多益善。刚回去时的医药、疗理、照护,包括身体的初查、普查,需要额外一大笔费用。靠家人,不太现实,也乏人道。兄弟姐妹,都是工薪阶层,已经或将近退休。他们得继续瞻养老母,再无海外游子分担。晚辈,也靠工薪,虽然收入比长辈高,但没底蕴,却有消费要求日益高涨的子女。游子的回归,会带去无穷辛劳。最好,能把带去的经济负担、经济风险,压得低至又低。
中音开始计划更深的介入,旨在清除老卢回家的一切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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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July 1, 20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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